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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这种火炮明朝中期应用广泛是北京保卫战中使用的利器

归档日期:08-12       文本归类:火炮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是由火铳发展而来的轻型炮类火器。此种炮自身也有小大之分,如碗口炮,小则“一口重一十一斤”,大的则有上百斤之重,有的重型盏口炮被称为盏口将军。炮的材质有铜和铁,承袭了火铳的技术特点,只是身形较为短粗,分尾銎、药室、前膛、炮口四部分。尾銎较火铳宽大,便于固定于炮架上,药室呈灯笼状,上开火门,而炮口则是区别于他器最为显著的特征。碗口炮因炮口形似碗状而得名,同样,盏口炮是因炮口外张似酒盏而得名。二者因炮口不同以相区别。至于炮口设计为碗状或盏状,有学者认为这种敞口式炮口能使炮膛产生的大量高热气体较快泄露,防止膛炸。也有学者认为其主要用于安置较大的球形弹丸,即《兵录》所说“铳口内衔大石弹”。

  此种炮优点在于它使用的是实弹,而非散弹,提高了攻击力。文献载:“贼离营百步,盏口将军用药七两,力大高远。若平置,则后缩难放 盏口将军声势胜大,昂头少差厘毫,远近卒难度量。”也就是说此种炮安放的角度不同,射程亦不同。

  这种炮早在元代就已出现,据史料记载,明朝在中前期应用最广泛,而就目前出土的实物来看以洪武年间最多。《明会典》载洪武年间对海运船只配备兵器定额为每船配碗口筒四个。到嘉靖时期,当时的大型战舰福船、海沧船、苍山船,每船皆须配有碗口炮三个,在佛郎机等西方先进火器技术传入后,碗口炮仍然能够在火器配备上占有重要地位,足见其威力与实用性。除了在战船上安置碗口炮外,在边防要塞上也配备有此种炮,而且愈来愈重视。明英宗时,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辽东、宣府、大同、甘肃、宁夏等处碗口炮各一百个”,而且数量逐年增加。

  在北京保卫战中,于谦也曾将盏口炮用于北京城的防守。到了嘉靖时期,曾铣在《请复河套疏》中写道:“臣昔提督山西三关,常造盏口炮……今欲复河套须备熟铁盏口炮六千位。”

  此外,在明代的战车上一般也会配有碗口炮、盏口炮,“景泰元年,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霹雳车,“每队盏口将军四位,四十队共一百六十位”。

  对于碗口炮与盏口炮的承造,明朝也规定了相应的制度。弘治以前“军器、鞍辔二局成造火器,三年一造碗口铜铳三千个。”此后又有续增。《续文献通考》又载:“凡火器系内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许成造。其铜铁手把铳、碗口铳,边关奏讨及添造必须镇守巡抚等官公同会议该用数目明白奏准,铸造给用。”可见碗口炮之制造权收归中央后,皆由中央军器、鞍辔、兵仗局制造,地方奏请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然而在曾铣的奏疏中却提到:“若曰神机不可外造 而盏口炮、长短铁铳,律条既无该载,而实为筹边破敌之公器。”按此推断,中央应有明文规定各种火器的制造条例,而盏口炮并未在中央规定之列,盏口炮可能一直都准许在地方自造使用,曾铣上疏只为求得中央对其造炮的财政支持。

  由于碗口炮与盏口炮依旧存在传统火器发莫能继的缺点,所以在明代洪武年间就出现了可转动的发射炮架,使铳炮轮流发射。何汝宾的《兵录》也记载了此种碗口铳,说道:“碗口铳用凳为架,上加活盘,以铳嵌入,两头打过一铳,又打一铳,放时以铳口内衔大石弹,照准贼船底,艕平水面打去以碎其船,穷为便利。”可见此种铳是以碗口铳嵌入凳子上的“活盘”即木槽中,槽中间有木杆,杆有把手,可推动木槽在凳上转动。这种转换装填发射,提高了射速,使火力倍增。此炮架适宜装备于战船,利于水战。

  到明英宗正统十四年,所铸的两头铜铳,应该也借鉴了这种方法。“左副都御史杨善请铸两头铜铳,每头置铁弹十枚,以继短枪,短枪尽,贼必乘隙,即举铳所伤必众。命兵仗局铸造式样,试验之。”

  尽管如此,但是炮体本身的弊端在日后的军事应用中日益凸显,到嘉靖年间,戚继光就已指出:“碗口炮腹小口大,项短药少,子重,发出无力,不堪用。”也就是炮体敞口式的设计及炮管短细会使火药爆燃不能产生足够的气体助推力,再加上子重而大,助推无力,影响到炮的发射初速度及射程。对此,戚继光提出了改进建议,即“如用之必须腹长三尺以上,而铅子合口送至腹底发出,乃急且中也。五十人之中,可备一位,以防要路大势冲突之冠,今取名虎蹲炮即是”。由此可见,虎蹲炮是在碗口炮的基础上改进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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